在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成立针对尊界V800踏板支架断裂事件的调查组后，余承东立即在社交平台发声，暗示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他的态度表明他视这些监管部门为援助者。然而，这次的“友军”并非如过去一般来助他一臂之力，而是来设定规则。几个月前，四个部门已经表态要对“速成车”现象说不。这一政策属于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整顿，华为的合作项目也在其范围内，但余承东似乎依旧认为华为能够例外。

这种心态暴露了他对市场反馈和政治环境的误判。无论是官员还是商界人士，过去的成就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豁免，曾经的支持并不代表可以不受约束。

华为的手机、电脑、平板以及汽车等业务之所以能取得当前的成就，既得益于其领先的研发能力，也与其特殊的环境息息相关。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华为的终端业务市场高度集中于国内，这种格局值得关注和反思。古话说“窝里横”，一旦企业习惯了特殊待遇，就极易忽视应有的监督，忽略消费者的声音。 千亿球友会

如今，余承东似乎沿着这个危险的路径越走越远，继续无视广告法，轻视消费者的反馈，且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成果，沉迷于“速成车”的概念。而面对刹车踏板支架屡屡断裂的尴尬局面，他的态度仍然是等待外部干预，而非自省。

往昔的华为曾备受尊重，部分源于任正非的品德与视野。任正非在机场排队等车的简朴态度，以及在严峻制裁时期强调学习美国的开放态度，显示出他与余承东之间的明显差异。前者清楚自己的位置与外部世界的复杂性，而后者则似乎愈发认为自己的强势足以让世界遵循自己的意志。

如果华为能保持清醒，反思自身问题，就会发现余承东的思维模式如同历史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高估了自我支持的力量，低估了外部反对的可能，急于追求眼前的成功而不顾长远的代价。华为品牌面临日益增多的质疑，与其经营理念和应对舆论的策略密切相关。这种方式不仅损害了品牌形象，还可能偏离国家对华为的期待。国家支持华为，并非只为其销售高档汽车或增加电子产品的多样性，而是希望在关键技术领域树立优势，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 千亿球友会

然而，余承东所领导的终端业务所展现的往往是冰箱、彩电等面向商业化的创新。如果华为将主要精力投入在如何提升自身的市场表现而非技术发展上，最终获得的资源和特别支持也将失去意义。

因此，如果华为希望再次成为受人尊敬的公司，必须借助尊界事件进行一场自我反省。昔日的遵义会议改变了错误的路线与领导方法，今天华为需要改变的，正是余承东所代表的思维。他们应该在必要时进行人员更替和战略调整，重新审视终端业务在整体战略中的地位。

如今的华为，如同过去的红军面临的关键时刻，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自满自得，还是重拾尊重。如果选择前者，首先需要斩断与余承东的关联，打破市场依赖和对监管的消极态度。伟大的成就只有通过锤炼才能获得，而非只是凭借话语权。 千亿球友会